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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1等与春×2法定继承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121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春×1,男,1967年11月2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1,男,1973年7月19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2,男,1976年10月15日出生。
春×1、张×1、张×2共同委托代理人郁有振,北京市双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春×2,男,1962年10月1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卢晓艳,北京市大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春×1、张×1、张×2因与被上诉人春×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293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5月,春×1、张×1、张×2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春×3与张×3系夫妻关系,二人生有三个子女,即春×1、春×2和春×4。春×4于2002年1月29日去世,张×1和张×2系春×4之子。张×3于2003年7月16日去世,春×3于2015年5月9日去世。1995年1月,春×3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长店经济合作社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由春×3承租合作社出租的赵家坟鱼池,租赁期限30年,自1995年5月1日至2025年6月1日。自1995年起,春×3将自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坝河南队×号院内的房屋对外出租,最初年租金25万元,之后年租金38.5万元。2001年10月29日,东坝河南队×号院拆迁。春×3将期间租金所得和全部投入赵家坟鱼池的建设当中,建设了大量的房屋及基础设施。2006年,因春×2未经春×3同意私自将40亩赵家坟鱼池中的14.39亩出租给东郊农工商公司。春×3将春×2诉至朝阳区人民法院,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据关键证据,即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的笔迹鉴定书判决驳回春×3的全部诉讼请求。春×3不服该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后春×3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申请,最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指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再审。2009年10月5日,春×2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长店村经济合作社签订了《协议书》,约定解除1995年5月1日春×3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长店村经济合作社签订的租赁合同,春×2领取了赵家坟鱼池的全部补偿款。我们认为,赵家坟的40亩鱼池系春×3与张×3生前承租,赵家坟鱼池地上物及附属物系被继承人春×3、张×3出资筹建。因此该鱼池地上物及附属物的拆迁款亦应当属于二人遗产,应由二人的法定继承人继承。现我们诉至法院,请求判决依法分割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长店村房屋及地上物(赵家坟鱼池)拆迁所得拆迁款10万元。
春×2辩称:不同意春×1、张×1、张×2的诉讼请求,他们并没有参与被拆迁房屋的建造。关于春×1、张×1、张×2所述的2006年春×3起诉我的案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虽作出了指定北京市第二中人民法院再审的裁定,但在再审过程中,春×3申请撤回起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诉,因此原一审、二审判决已经生效,春×3已经不再是涉案鱼池的承租人。综上,不同意春×1、张×1、张×2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驳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春×3与张×3系夫妻关系,二人生有三个子女,即春×1、春×2和春×4。春×4于2002年1月29日去世,张×1和张×2系春×4之子。张×3于2003年7月16日去世,春×3于2015年5月9日去世。
1995年5月1日,春×3与北京市朝阳区长店经济合作社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由春×3承租赵家坟鱼池,租赁期限自1995年5月1日至2025年6月1日,一次性交纳全部租金30万元。此后,春×3交纳了30万元的租金。2006年,春×3起诉春×2和北京市东郊农工商联合公司,要求确认春×2与东郊农工商联合公司签订的《房屋场地租赁合同》无效;春×2和东郊农工商联合公司将占用的鱼池14.39亩场地及道东一排一栋房屋交还春×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06年4月24日作出了(2006)朝民初字第5905号民事判决书,在该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对于在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春×3在2003年与长店经济合作社协议终止租赁的事实,及其放弃承租权利,转由曾对鱼池进行了共同管理和投资的春×2承租的事实,虽春×3当庭予以否认,但根据春×3亲自签署的协议和确认书的内容,应认定上述终止协议、变更承租人的事实成立。由于2003年6月18日,春×3放弃承租权利的意见表示,及鱼池转由春×2向长店经济合作社承租的协议生效,春×3丧失了对原承租的鱼池及房屋的权利。”法院据此判决驳回春×3的全部诉讼请求。春×3不服该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06)二中民终字第103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春×3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申请,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10月18日作出了(2010)京检民行抗字第00×号民事抗诉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2日作出了(2010)高民抗字第244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本案指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再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执行。”该案件发回再审后,因春×3申请撤回申诉,故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20日作出了(2011)二中民再终字第89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本案终结再审程序;二、恢复对本院(2006)二中民终字第10342号民事判决的执行。”2009年10月5日,春×2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长店村经济合作社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双方同意解除1995年5月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并就腾退补偿数额达成一致意见。该协议签订后,春×2领取了全部补偿款5639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春×1、张×1、张×2主张分割春×3、张×3遗留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长店村赵家坟40亩鱼池腾退补偿款,但通过法院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在已经生效执行的(2006)二中民终字第10342号民事判决书中已经认定,春×3对上述鱼池的承租权在2003年6月18日即已终止,春×3亦丧失对原承租鱼池和房屋的权利,涉案场地的承租人变更为春×2。在此情况下,春×2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长店村经济合作社签订了补偿协议并领取腾退补偿款,并未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无证据证明上述腾退补偿款中有涉及春×3、张×3的遗产,故春×1、张×1、张×2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8月作出判决如下:驳回春×1、张×1、张×2的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后,春×1、张×1、张×2不服原审判决,持原诉讼请求及理由,上诉至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一致,本院在此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有派出所证明信、死亡医学证明书、租赁协议书、租金收据、补偿协议书、(2006)朝民初字第5905号民事判决书、(2006)二中民终字第10342号民事判决书、(2010)京检民行抗字第00×号民事抗诉书、(2010)高民抗字第2443号民事裁定书、(2011)二中民再终字第8921号民事裁定书以及春×1、张×1、张×2、春×2的庭审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腾退补偿款中是否包含春×3、张×3的遗产。本案中,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和相关证据可以看出,已经生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06年4月24日作出的(2006)朝民初字第590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明确载明:由于2003年6月18日,春×3放弃承租权利的意见表示,及鱼池转由春×2向长店经济合作社承租的协议生效,春×3丧失了对原承租的鱼池及房屋的权利。”(2006)二中民终字第10342号民事判决亦维持了该判决。根据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春×3已经丧失了原承租的鱼池及房屋的权利,原承租的鱼池及房屋的相应权利由变更后的新的承租人春×2享有,而涉案拆迁补偿款正是基于上述判决中所提及的承租鱼池及房屋所取得。此种情形下,春×1、张×1、张×2主张上述拆迁款中具有春×3、张×3的遗产,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据此驳回春×1、张×1、张×2的诉讼请求,处理正确。
综上,春×1、张×1、张×2提出的上诉请求,本院无法支持;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春×1、张×1、张×2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春×1、张×1、张×2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林存义
审判员杨夏
审判员程磊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陈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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