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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纠纷审理中的体系思维--审理原则与类型

(一)一般原则
 
 
需要重视股权转让自由与转让限制的主次关系,自由转让是主旋律,限制转让是副歌。
 
首先,要注重转让自由。一方面,股权自由转让提高股东资金流动性,间接促使资本形成的过程,因此股权自由转让仍是公司制度的基本属性之一。另一方面,有限公司股权虽然附带身份属性,但无损其聚合财产的功能,在此意义上与一般的财产转让没有根本不同。因此大方向上股权转让也不能脱离于合同法的解决方案,在鼓励交易、转让自由的原则下,履行、违约、风险承担一般合同问题也会出现在股权转让中。
 
其次,也要关注转让限制。股权依托于公司该营利法人,除股东外又涉及公司、债权人、管理层等,存在股权在组织性权利属性上的转让限制。该限制既有公共性程度的考量,也有国家、社会利益的思虑。前者因有限、股份公司的公共性不同,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限制源于此类公司的社团封闭性,或者更深层面上的“披着法人羊皮的合伙”认识。甚至章程还可加深转让的限制程度,但可以限制不能禁止转让。股份公司在两权分离更为彻底背景下,重视股权交易市场的开放性,并无法定无优先权的,剩余的更多是公司制度属性上的限制,像公司法第142条、第177条对股权回购产生减资等问题的规制。后者涉及国家资源、国家垄断、外资特许,进场交易、审查批准等实质性程序性要求,辅之宜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明确的交易要求即便导致,此类股权转让环节复杂、链条较长,但作为强制性规定的限制效力体现了国家意志,应予贯彻。
 
 
(二)类型区分与争议问题
 
 
股权转让作为一种标的特殊的买卖合同,当然具备一般合同的特点,但其中的股权因素更体现此类纠纷的特性,并已成为审理股权转让纠纷中的难点与变量。原因在于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核心是合同目的,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在于获得股权,而股权范围的广泛性,决定了股权转让目的的多元性,导致纠纷是在股权不同的内容层面上展开。为此甄别合同指向的客体,区分纠纷事实的关涉类型,亦成为此类案件审理的关键所在。
 
1.普通的股权转让纠纷
 
股权纯粹作为一个标的出现,不会促发涉及股权的法律规制,也就不需顾及公司法、证券法等问题。像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不触发公司控制权的股权交易。还有像股东与外部人间纯粹基于股权价值投资类交易。此类纠纷可能更多的还是合同法上阴阳合同、完全履行、瑕疵转让、目的不能后解除等问题。像案例十四,法院判决转让股东协助办理系争股权的变更登记义务。又像案例四中,法院按照当事人间的真实合意,要求当事人依据阳合同而非工商备案的阴合同履行合同义务。
 
2.涉及转让限制的股权转让纠纷
 
此类纠纷中股权因素上升到合同主要义务的程度,横向公司章程、法定制度上的转让限制,纵向社会管制上的转让限制,成为纠纷审理的症结所在。公司法解释四第22条明确,国有股转让应参照依法设定的产权交易场所的交易规制,但交易规制剥夺股东优先购买权,以公权侵入私权领域,涉及股东权利的保护,亦不能允许。
 
3.涉及公司控制权股权转让纠纷
 
以获得公司控制权为目的的股权转让,可能伴随着公司治理权力上分配要求,如董事会改选或名额分配、法定代表人变更、账册公章的移交,到底是合同主义务还是从义务,抑或附随义务。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公司作为独立主体,股权转让是否必然导致公司权力的让渡。股权转让协议与公司制度的发生冲突又如何解决,是否应以公司认可为前提,而公司认可的机关是董事会还是股东会,都会影响此类纠纷的审理进程,那么审理边界又如何确定。此类纠纷在审理中还会面对控制权已经发生转移,一方当事人的违约是否必然导致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无论是解除还是不解除,损失又如何判断。
 
4.涉及实质取得公司资产的股权转让纠纷
 
此类纠纷除了获得对公司整体控制外,更直接目的是获得公司对应的资产资质,像矿业公司、房地产项目公司等股权转让即为适例。股权与资产、资质的同步转让决定了此类转让的复合性交易属性,也决定了审理的复杂性。
 
如通过股权转让获得国家行政许可的主体资格或民事权利,效力认定可能是突出的问题,此有两说(以矿业权为例)。第一种观点认为,矿业权与股权是两种不同的民事权利,如果仅转让公司股权而不导致矿业权主体的变更,则不属于矿业权转让,转让合同无需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批,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认定合同合法有效。第二种观点认为,此涉及法律规避,还是要回到“被规范法律规范的规范目的”,来解读其效力之有无。如果相关法律规范明确,行政批准就是矿业转让合同的生效要件,该股权转让合同也需经批准才能生效。若是 “矿业权转让须经行政审批” 的法律规定,针对的是处分行为,股权转让合同有效,合同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当事人以报批和协助报批为该矿业权转让合同的主要义务之一,当事人对未获批准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
 
5.“准”股权或“类”股权转让纠纷
 
有些情况下股权纠纷的范围并非与股权范围一致,纠纷指涉的股权内容与法律上股权内容并一致,内容范围与权利层次上存在缩减与间隙。常见的情况是,一方面此类纠纷中股权转让不导致股东资格的变动,仅是股份上部分权能的转让,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股权转让,故称之为缩减型的股权转让。像以表决权为标的涉及了股东行为一致协议问题;或仅以收益权为标的,又引发资产证券化中“基本资产”的确定性问题;还有股权代持、代持后善意取得等等;笔者称之为“准股权转让”,其形式多样,涉及的法律制度也更为复杂,需要按照具体案件结合转让合同来进行审查。另一方面,类似于公司股权的类组织性权力,像设立过程中的公司、未登记的事实公司,法律没有规定的“类”股权,属于法律没有规定的间隙,笔者称之为“类”股权转让。在法无明文规定情况下,也可参照公司法相关规定解决纠纷。
 
应引起重视的是“准”股权转让背后,产生的不同股权内容之间的冲突和悖反。如为规避系争股权某阶段价格走向的风险,股东采取“套现保值”,后者购买了反向的股指期货,来对冲了股价下降的风险。此意味着股票(股权)价值的跌宕起伏股东已置身事外,而同时其又可行使表决权确定公司重大事项,权利与风险不一致如何解决,将是经济学与公司法同样面临的问题。
 
6.表象型的股权转让纠纷
 
此类纠纷中股权转让是表象,多以融资为实质,且附有条件。像一定条件下的股权回购、股权债权转换,即经济生活中多见的对赌、明股实债。虽然顶了个股权转让的帽子,实质还是解决公司融资。融资方的身份具有可变性,达到设定条件就是股东,没有达到就可要求回购,可变身为债权人。实质上为融资合同而非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并不否认投资者运用合同机制来解决信息不对称减少投资风险的努力,但若履行中可能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减少自己交易成本的同时,增加了社会成本,予以负面评价为当然之理。海富案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载体公司资本制度出发,得出股东对赌有效,公司对赌无效即是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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